关于技术变化方面的五种思想-技术开发it知识库-Ubuntu系统_Ubuntu服务器

译者注：本文发表于1998年3月28日，16年过去了，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英文原文：Five Things We Need to Know About Technological Change

　　我怀疑，21世纪将给我们带来的问题，相较于本世纪，或者19世纪，18世纪，17世纪，或者进一步讲，比之前的很多世纪所面对的问题更加令人震惊、眼花缭乱或复杂。不过那些对于新千禧年感到过度焦虑的人们，我在一开始就可以提供一些如何面对它的好建议……下面是Henry David Thoreau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发明只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过的方法。”歌德告诉我们：“一个人，每天，应该尽量听点儿音乐，读一首诗，看一副画，还有，如果可能，说一些有道理的话。”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混混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Rabbi Hillel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预言家弥伽说的：“主对你的要求只是公平地做事，热爱仁慈，谦卑地与上帝同行。”如果我们有时间（尽管你足够了解啦），我会说耶稣、艾赛亚、默罕默德、斯宾诺萨和莎士比亚告诉我们的话。道理都一样：我们无法逃避自己。人类的窘境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就是这样，信奉我们时代的技术变化催生了时代和圣人的、不相关的智慧是一种欺骗。

　　然而，正如刚才提到的，我十分清楚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的时代，我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它们是耶稣、Hillel、苏格拉底和弥伽没有、也不能提到的。我没有智慧去说我们应当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因此我的贡献必须是界定我们需要了解的事情本身，从而提出问题。我把我的演讲称为《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技术变化方面的五种思想》。以我30年来对技术变化历史的研究为基础，但我不认为这些是学术的、或难懂的思想。它们是每个关心文化稳定与和谐的人都应当知道的，我把它们告诉你，希望你在思考关于宗教信仰的技术影响时，找到它们的有用之处。

　　第一种思想

　　第一种思想就是所有的技术变化都是折衷。我喜欢称之为浮士德交易【注1】，技术给予和夺取。这意味着，对于新技术提供的每一个优点，总是有一个相应的缺点。这个缺点可能超过了优点的重要性，或者优点也是物有所值的。现在，这貌似是一个相当明显的思想了，但是很多人相信新技术是纯粹的恩典，你将对此感到惊奇。你只需考虑一下大部分人对于电脑理解上的激情，你就会发现，他们愿意、毫不掩饰地和持续不断地，颂扬电脑的奇迹。你还能发现，他们完全没有提及电脑的任何负面影响。这是一种危险的不平衡，因为技术的成就越大，它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

　　考虑一下汽车，对于所有明显的优点而言，它污染了空气，堵塞了城市，降低了自然景观的美丽。或许你会反思药物技术的悖论，它带来了令人惊奇的治疗，但同时，也是某些疾病和残疾的、可论证的根源，在减少身体诊断技巧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样反思一下印刷机所带来的所有智力上和社会上的益处，它的成本也是相应地巨大。印刷机给西方世界带来了诗歌，但是它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吸引人的、优秀的交流形式。它给我们带来了演绎科学，但是它把宗教敏感性简化成了一种稀有的迷信。印刷给我们带来了国家意识的现代概念，但是把爱国主义转化成了一种肮脏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情感。甚至我们可以说，用本国语印刷的圣经产生了上帝是英国人、或德国人、或法国人的印象——也就是说，印刷把上帝简化成了一个当地君主的规模。

　　或许我能够表达这个思想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说 “一种新技术能够做什么” 没有 “一种新技术不能做什么” 重要。的确如此，后者更重要，恰恰因为它是如此频繁地被问到。那么，一个人可能会说，关于技术变化的、一个老练的角度包括了一个人对于由那些没有历史意识的人提出的乌托邦和救世主的愿景的质疑，或者文化所依赖的不稳定平衡。事实上，如果我说了算，要是有人不能说出他或她所了解的字母表的社会和物理影响、机械钟表、印刷机和电信技术的知识，我将禁止这个人讨论新的信息技术。换句话说，要明白伟大技术的成本方面的东西。

　　第一种思想就是文化总是为技术付出代价。

　　第二种思想

　　这就导致了第二种思想，新技术的优点和缺点从来不会在人群中均衡地分布。这意味着每一种新技术都会让一部分受益，并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伤害。甚至有一些人压根就不会被影响。再考虑一下16世纪印刷机的案例，马丁路德【注2】说过“上帝最高的、最大程度上的恩惠的行为，而福音就是这样向前推动的。”把上帝的话放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厨房餐桌上、放在大规模生产的书本上，这逐步降低了教会圣统治的权威，加速了神圣罗马教会的分裂。当时的新教徒对这个发展感到欢呼。天主教对此感到忧心忡忡而暴怒。既然我是犹太人，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很可能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一场大屠杀是由马丁路德引起的、还是教宗利奥十世【注3】引起的，没有什么区别。

　　让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电视，尽管如此，我这里应当立即加上很少有人没有被电视在一到两个方面影响到的情况。在美国，电视的影响要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深入，很多人把电视看做是一个恩赐，不只是那些领着高薪水、辉煌的职业生涯的、电视行业里的执行官、技术人员、主任、新闻播音员和表演者。另一方面，从长期看，电视或许也把学校老师的生涯带到了终点，因为学校是印刷机的发明，必须在印刷的字在将来有多大影响的事情上共进退。当然,电视消失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对电视的出现充满激情的学校老师常常让我的脑海显现一幅画面，某个世纪转折点的铁匠不仅仅讴歌汽车，而且相信他的业务会因此而提升。我们现在知道他的业务没有因此而提升；它开始过时了，或许一个聪明的铁匠明白这一点。

　　问题还在这里，它从来没有远离对技术变化有了解的人的想法：具体是哪些人从新技术的发展中受益了？哪一部分团体，哪种类型的人，哪种行业得到了恩惠？当然，哪个团体的人因此受到了伤害？

　　当我们思考电脑技术的时候，这些问题应该总是存在于我们的想法里。毫无疑问，电脑已经、并且将来仍然对军队、航空公司、银行或税收机构之类的大型组织产生有利的影响。同样清晰的是，电脑对于物理和其它自然科学的高级研究人员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电脑技术对于相当一部分人的好处到底到了哪种程度呢？钢铁工人、蔬菜店主、汽车机械师、音乐家、面包师、砖匠、牙医，是的，还有神学家，电脑现在进入了其他大部分人的生活了吗？

　　这些人已经让他们的私人事务更容易地被强大机构访问。他们更容易被追踪和控制；他们受到了更多的检查，越来越对关于他们的一些决定感到困惑。甚至他们被简化成了纯粹的数字对象。他们被垃圾邮件淹没了，他们成为了广告公司和政治机构容易击中的目标。总之，这些人是电脑大革命当中的失败者。当然，包括其它的电脑公司、跨国企业和国家政权在内的胜利者，将鼓励失败者对电脑技术葆有激情。这是胜利者的手腕，因此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告诉失败者，借助个人电脑，每个人都能够让支票本更加清晰、更好地追踪账单，做出更加合理的购物清单。

　　然后，胜利者还告诉他们，在家里投票、在家里购物、在家里得到他们想要的娱乐，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就能让社区生活变得不必要了。当然，如今的胜利者一直在说信息时代，总是暗示我们拥有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解决重大问题——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且还有大规模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一切是真的吗？如果世界上有个孩子在挨饿——的确有挨饿的——那不是因为信息不够多。我们很早就知道如何生产足够多的粮食来喂饱地球上的每个人孩子，可为什么我们还让如此多的孩子挨饿呢？如果我们的街道上有暴力，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信息不足。

　　无论妇女是否受到虐待，离婚、色情表演和精神疾病是否还在增加，都和信息不足没有任何关系。我敢说，那是因为其它一些东西正在失去，我不认为我不得不告诉观众它是什么。谁知道呢？如果我们被其蒙蔽了双眼而让我们不能真实地看到问题出在哪里，那么这个信息时代或许将成为祸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经常问问那些激情地谈论电脑技术的人们，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代表了谁的利益？你希望给谁力量？你想从谁那儿扣除力量？

　　我不是要归咎于这是谁的错，更不要说谁有险恶动机。我只想说，既然技术让某些人受益了，并且伤害了其他人，那么这就是必须要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总之，在技术变化过程中，总是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这就是第二种思想。

　　第三种思想

　　下面是第三种。每种技术内部，都包含了一种强大的思想，有时候是两种或三种强大的思想。这些思想经常隐藏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因为它们多少有些抽象的特定。但是，这不应该意味着它们不会有实际的影响。

　　或许你对这句谚语比较熟悉：一个拿着锤子的人看谁都像钉子。我们可以这样做个延伸：一个拿着铅笔的人看谁都像句子，一个拿着相机的人看谁都像图像，一个持有电脑的人看谁都像数据。我不认为我们需要对这些格言玩文字游戏。但是它们引起我们警觉的是，每种技术都有偏见。像语言文字本身，它总是鼓励我们赞同和尊重某些观点和成就。在没有书写的文化里，人类的记忆最重要了，就像包含了积累的数个世纪的口述智慧的、箴言篇、语录和歌集一样。

　　在旧约《列王记》我们知道了3000句箴言。但是在有了书写的文化里，这种记忆的壮举被视作浪费时间，箴言只不过是不相关的幻想。写作的人钟情于逻辑上的组织和系统化的分析，而不是箴言。电信行业的人热衷于速度，而不是反省。电视行业的人看中及时性，而不是历史。对于电脑行业的人，我们要说什么呢？或许我们能说他们关注信息、而非知识，也绝不是智慧。的确如此，在电脑时代，智慧的概念可能和知识一起消失。

　　每种技术都有一套哲学，体现在技术如何让人们使用它们的想法，体现在它让我们用身体做什么，体现在它改变了世界，体现在它放大了我们的感觉，体现在它忽视了我们的情感和智力趋势。这种思想就是伟大的天主教徒预言家马素·麦克鲁汉【注4】所认为的概括和主旨，他创造了著名的句子，“媒介即是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注5】”

　　第四种思想

　　技术变化不是添加剂；它是生态上的东东。我能够用类推法更好地作出解释。如果我们把一滴红色染料放入一杯清水里，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是得到了一杯清水和一滴红色染料吗？明显不是这样。我们给每个水分子做了新的染色。这就是我说的生态变化。一种新媒体不会增加什么；它改变了一切。在1500年，在印刷机发明之后，你不会再有老的欧洲+印刷机，你有了一个不同的欧洲。有了电视之后，美国不再是美国+电视，电视对每场政治运动、每个家庭、每个学校、每座教堂、每顿午餐、每个行业等等，都做了一个新的染色。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当心技术革新。技术变化的影响总是大范围的，经常是不可预知和不可逆转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怀疑资本家的原因。理论上，资本家不仅仅是个人风险承担者，而且更重要的，他还是文化风险承担者。他们当中最具创新和勇敢的人希望充分地探索新技术，而不太在意哪些传统在这个过程中被推翻，也不会在意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某种文化是否还能起作用。总之，资本家是激进分子。在美国，大部分重要的激进分子一直都是像贝尔、爱迪生、福特、卡内基、沙诺夫【注6】、Goldwyn。这些人毁坏了19世纪，创造了20世纪，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资本家被认为是保守的是难以理解的。或许那是因为他们倾向于穿着黑色西服和灰色领带。

　　我相信你理解我所说的这一切，我不是为社会主义做辩解。我只是说资本家需要认真地受到观察和约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谈论家庭、婚姻、虔诚和荣誉，但是如果被同意以最充分的经济潜能探索新技术，他们可能会打破让这些思想成为可能的习俗。我在这里只能给出两个例子，引自美国在技术上的遭遇。第一个例子关注教育。我们或许会问，谁对本世纪的美国教育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如果你认为是John Dewey或任何其他教育泰斗，我必须说你完全错了。最大影响是那些位于新泽西州纽约郊区的普林斯顿里的、身着灰色西服的默默无闻的人。在那里，他们开发和推广了最为著名的标准化测试的新技术，比如IQ测试、SAT和GRE。他们的测试重新定义了我们一直所说的学习，导致我们重新组织课程以适应测试。

　　第二个例子关注我们的政治。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对我们时代的美国政治产生巨大激进影响的人不是政治盲从者，或留着长发、胳肢窝夹着卡尔马克思巨著的学生持异见者。改变美国政治本质的激进分子是身穿黑色西服和灰色领带的企业家，他们管理者美国巨大的电视产业。他们不是故意把政治演说变成一种娱乐形式的，他们不是故意让一个胖子竞选高级政治职位变成不可能的，他们不是故意把政治运动缩减为一场30秒的电视广告。他们尽量在做的一切都是让电视成为一台大范围的、不眠的挣钱机器。这个过程中，他们破坏了真正的政治演说，他们不感到担心。

　　第五种思想

　　我现在要谈论第五种思想，也是最后一种思想，那就是媒体正变成神话。我使用这个词语的意义在于，它被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用到，他用“神话（myth）”这个词语指代一个通常的趋势，那就是我们把技术创新看做好像是上帝赐予的，好像它们是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我时不时地问学生，他们是否知道字母表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个问题让他们感到惊讶，好像我在问云和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字母表，他们相信，不是被发明的东西。它们本来就有。

　　人类文化的很多产品都是这样，而且没有比技术更有连续性的。汽车、飞机、电视、电影、报纸，它们已经达到了神化的状态，因为它们被视作自然的馈赠，而不是在一个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下的人工制品。

　　当一种技术成为神话时，它常常是危险的，因为它会被自然地接受，因此就不容易敏感到去修改或控制。如果你向普通美国人提议，电视广播直到下午5点才开播，然后在晚上11点停止，或者建议不应该有电视广告，他将认为这个想法是荒唐的。不过，不是因为它不同意你的文化议程（cultural agenda），他认为荒唐的原因在于，他假设你在建议改变固有的东西；就好像你在建议太阳应该在上午10点而不是6点升起。

　　无论我在什么时候讨论技术变成神话的能力，我都会想起教皇保罗二世的评论。他说，“科学能够净化宗教里的错误和迷信。宗教能够净化科学里的盲目崇拜和不真实的绝对事物。”

　　我的意思是，我们对于技术的热情可以转化成一种盲目崇拜的形式，我们对其恩惠的信仰能够成为不真实的绝对事物。审视技术的最好方法就是做为一个外行的入侵者，记住技术不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而是人类创新和盲目自大的一部分，它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人们对技术为我们做了什么和技术对我们做了什么的意识。

　　结论

　　好了，这就是我的关于技术变化的五种思想。

　　首先，我们常常为技术付出代价；技术越伟大，代价就越大。第二，总是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胜利者常常试图说服失败者，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胜利者。第三，每个伟大技术里面都嵌入了认识论、政治或社会偏见。有时候这种偏见对于我们的优点是有重大意义的。有时候它不是。印刷机消灭了口述的传统；电信技术消灭了空间；电视使词语蒙羞；或许电脑将降低社区生活的重要性，等等。第四，技术变化不是添加剂；它是生态上的，这意味着，它改变了一切，因此重要到了不能完全掌控在比尔盖茨手里。第五，技术越来越成为神话；被感觉为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因此更倾向于控制我们更多的生活，而不是给我们带来好处。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能够提供一些另外的关于技术变化的重要资料，但是目前我支持这些思想，并以此作为结束。过去，我们以梦游的方式经历了技术变化。我们没有喊出来的口号一直都是“技术高于一切”，我们一直愿意改变我们的生活来适应技术的要求，而不是文化的要求。这是一种愚蠢的形式，尤其在大范围的技术变化的年代里。我们需要睁大双眼继续前行，让我们很多人利用技术、而不是被技术所利用。

　　注1：魔鬼交易（英语：Deal with the Devil），又称魔鬼条约或浮士德的交易，是西方广泛流传的文化主题。与之相关人物浮士德、梅菲斯特是为人熟知的基督教民间传说人物。http://zh.wikipedia.org/wiki/魔鬼交易

　　注2：马丁·路德（德语：Martin Luther，1483年11月10日－1546年2月18日），德国基督教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基督教更正派信义宗教会（即路德宗）的开创者，曾是罗马大公教会奥斯定会的修士。提倡因信称义，反对教宗的权威地位。他翻译的德文圣经影响深远，促进了德文的发展。http://zh.wikipedia.org/wiki/馬丁·路德

　　注3：教宗利奥十世，或译良十世，（拉丁文：Papa Leo X，1475年12月11日－1521年12月1日），原名Giovanni di Lorenzo de’ Medici，在位期间：1513年3月9日—1521年12月1日）。利奥十世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第二个儿子，佛罗伦萨共和国统治者。在他任内的1517年，马丁·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引发宗教改革。http://zh.wikipedia.org/wiki/利奥十世

　　注4：马歇尔·麦克卢汉,马素·麦克鲁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C.C.，1911年7月21日－1980年12月31日），是加拿大著名哲学家及教育家，曾在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文学批判及传播理论，也是现代传播理论的奠基者，其观点深远影响人类对媒体的认知。http://zh.wikipedia.org/wiki/馬素·麥克魯漢

　　注5：“媒介即是讯息”是由加拿大学者马素·麦克鲁汉提出的一个传播学概念，意思是人们理解一个讯息时会受到其传播方式的影响，传播媒介的形式本身早嵌入了该讯息当中，讯息跟其传播媒介之间有着共生关系。http://zh.wikipedia.org/wiki/媒介即是訊息

　　注6：大卫·沙诺夫（David Sarnoff，1891年2月27日－1971年12月12日）美国商业无线电和电视的先趋和企业家。被誉为美国广播通讯业之父。http://zh.wikipedia.org/wiki/大衛·沙諾夫